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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配资官网镇公所主动劝募商号缴纳救国公债款

抗战时期，河源民众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投身抗敌斗争，其行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微观缩影，印证了“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”的历史进程中，普通民众始终是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力量，也凸显了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的凝聚力与抗争精神。

自河源县成立御侮救亡分会后，面对外寇煎迫、民族生存，抗战即将开始的局势，各界加紧抗日宣传，以期唤醒民众共纾国难。在捐输助国方面，形成了“行业联动、乡土凝聚、党群协同”的特点，既依托宗族、商会、学校等组织网络，又融入当时地方政府、中共党组织的引领，展现了抗日战争中“地不分南北、人不分老幼”的全民抗战精神，为前线御侮提供了持续的物质与精神支撑。

在投军与军训方面，从现存各类报刊报道资料看，既有乡绅、壮丁依托地方组织开展的军事化训练，也有学生群体突破年龄限制、主动请缨的热血行动，更有针对性的技能训练（如大刀术）以适应战场需求，充分体现了河源民众踊跃投身抗敌的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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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振中等多人发起并签名的《为促成全县精诚团结抗敌救亡宣言》。

全民总动员，捐输救国难

早在全面抗战爆发（1937年）前5年，河源民众就已经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行动。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，又很快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，1932年一·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，和平籍将士出征浴血奋战的消息传至河源，民众迅速觉醒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，抗日情绪高涨。各界“为正常防卫，未雨绸缪计”，采取了募捐、宣传抗日、抵制日货等行动，行动覆盖学界、商界乃至普通民众，抗日已成为河源地区各界的共识，形成跨阶层的抗日合力，呈现出全民抗战的雏形。

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河源支会公函

1932年2月，河源学界方面，中小学校组织募捐队12支，向各机关及绅商富翁募捐。另由各校组织宣传队15支，不分昼夜，在城市街道，及周边乡村宣传抗日。商店方面，一致决定不买卖日货，如果发现罚百金。各店门头，自动张贴长标语一张，有的写着“如买卖日货，便男盗女娼”等字。

这次的抗日行动，不仅为后续全面抗战中的捐输助国（如1937年商会倡议、1938年献金运动等）奠定了社会基础，更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非始于全面抗战，而是在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过程中，逐步积累力量、凝聚共识，展现了持久抗战的群众根基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河源再度各界联动、全民参与御侮救亡，学界、商界、城市居民、乡村与宗族、中共党组织与妇女群体等一起形成合力，多元化捐输助国。

8月1日，河源县商会倡议捐输助国，以助我军御侮救亡。9月23日，河源县商会召集各行商代表开会，讨论慰劳空军办法，结果各商店愿将全日膳费捐出，以慰劳空军将士。此外，河源县属各区乡村居民，多世代聚族而居，且设有蒸尝（宗族公共财产），每年收入甚丰，作为祭祀之用。二区坪山等各乡民，鉴于国难严重，无国即无家之义，倡议发起由各族捐蒸尝款救国，将宗族资源转化为抗战资金，获得广泛赞同。1938年5月9日，河源县府派员劝募、催缴附城之联安、三社、义荣三镇国防公债。

1938年，蓝口镇公所劝募镇内商号缴交救国公债款，天和号商铺多次捐款抗战。

1938年4月，河源县商会发起“节食运动”，每月农历初五、十五、廿五改食杂粮，将节省的开支用于救国；1938年8月，河源县献金运动委员会发动4天献金，附城收到现款2000多元。商家不仅捐现金，还主动捐献店铺、田产——1938年8月，县民江济平、江子坤、谢滋生各献田一块，邹道存献店一间（价值600余元），由献金运动委员会拍卖后充作抗战经费。乡镇的商家亦与县城商家一道捐献，蓝口镇天和号商铺多次捐款抗战，镇公所主动劝募商号缴纳救国公债款。

1941年防空节，在城镇公所、布疋同业公会、京药同业工会等乡镇组织与行业团体，均以集体名义献金（5元至10元不等）。这年的防空节，国民党河源县党部通过“义卖”献金241元，以创新形式扩大捐输规模。

1938年5月上旬，崇伊中学战时服务团自成立后即加紧训练各组人员，并派遣宣传、募集两组人员80多名，实行宣传、募集工作，募集资金300元以上，悉数汇往武汉军委会。

同年7月，中共蓝塘特别支部以“抗敌后援会”名义，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活动中募集钱物折值白银5000元，送至八路军广州办事处。曾担任中共惠紫河博特区委组织委员的郑策元，在抗战期间于香港开设“万光兴汇兑庄”，专门筹款支持抗日。

1941年防空节，第四区专员公署、县政府、税务局等机关集体献金，捐出5元至100元不等；县长、法官、校长等公职人员以个人名义捐款，商家、各机构及市民均踊跃参与。1941年11月24日的《河源民国日报》将献金者名字及金额一一公布：第四区专员公署50元，第四区党务督导处10元，国民党河源县党部领导义卖献金241元，国民党河源县党部10元，河源县政府68元，河源税务局20元，河源田赋管理处50元，河源县国民兵团55元，河源地方法院15元，河源查验站50元，省银行办事处30元，钨业粤二所10元，河源税捐征收处10元，河源县商会10元，河源圣心小学100元，河源县立中学15元，附城镇中心学校20元，在城镇中心学校10元，警察所10元，政警中队部□元，县妇女会□元，乐育小学10元，在城镇公所5元，布疋同业公会5元，京药同业工会5元，平码同业工会5元，河源卫生院2元，盐糖同业公会2元，童镇长慎君10元，陈日东先生10元，于庆鹏先生5元。

此外，1937年10月，《河源日报》刊登启事，向社会征集军毯、棉被、伤兵衣物（灰棉布衣裤、灰单衣裤、白衬衣裤、灰布帽、新旧棉花胎、厚棉绒手套手帕、草黄色咖啡布衬衫、白色或草绿色短裤、拖鞋）、药品（药水棉花、纱布）、手电筒（永福牌电池电泡）等前线急需物资，学界积极参与动员，将募捐范围从资金扩展到实物，直接支援伤兵救治与将士补给。

抗日歌声响彻街头，学生演剧唤醒民众

抗日战争时期，河源各界为唤起民众爱国热情、支持抗战，在宣传和巡游方面行动采取了多种措施。

先是召开抗日集会，凝聚抗敌共识。1937年6月27日，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河源各界抗日救国运动大会，以此督促政府领导民众，扩大民族生存斗争。国民党河源县党部、县政府官员、军队代表、学生、机关团体代表等800多人参会。通过报告开会意义、演讲抗战理由等形式，营造浓厚抗日氛围。会后，人们高呼口号，继续巡行。由会场出发，经飞鸾桥入新东门，又到县前街、北直街、化龙路、太平路。沿途派发各种宣传品，高呼口号，至第二市场散队。

各地民众成立了多种宣传团体，开展多形式宣传。1937年9月，中共党员潘祖岳以县立二小师生为基础，吸收爱国人士成立蓝塘大众救国团及教师联合会、学生联合会等；1938年，河源县中学生组织第一宣传工作团，崇伊中学成立战时服务团；1939年进步学生和爱国志士组成抗日宣传队等。

宣传队分赴各区乡、乡村开展工作，如河源县立中学学生宣传队分4队前往不同区域农村；中共党员张华基、丘国章、刘成章等在黄村组织抗日宣传小组，深入县城和农村；流亡的广州艺协剧团到河源、老隆等地演出戏剧、歌咏，协助组织民众。

他们采用的宣传形式多样化，包括演讲（讲述国耻史实、兵役利益等）、街头剧表演（如县中附小在太平路口表演，围观者众多）、演出抗日剧目（如《死亡线上》《送郎当兵》《还我河山》等）、高唱抗日歌曲（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流亡曲》）、派发宣传品等。1938年5月6日为河源圩期，县抗敌后援会连日派出化装宣传队作演出、演讲。第一宣传工作团出发本地繁盛地点宣传抗战，沿途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，听者百余人，无不动容。该团是县中学生组织，团长谢荣光。附小各导师详细讲述国耻史实，及充当兵役之利益。县相关机关会同组织抗日宣传队，分赴各区乡加紧宣传，并作有定期演讲。

为达到良好宣传效果，相关机构建设了部分宣传设施，保障宣传开展。1937年8月中旬，河源县民众教育馆在新城附近新街旷地建筑抗日宣传演讲纪念台，所需约500元资金由各界机关团体捐资，为抗日宣传提供固定场所。

在宣传队的表演感染下，民众时常慷慨捐款。1939年，河源抗先队流动宣传队通过街头剧等形式引发民众共鸣，收到的捐款被送往难民收容所。

河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

抗战期间，河源各地成立各种协会，如民众抗敌后援会、御侮救亡分会等。

河源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：1937年8月成立。

龙川县民众抗敌后援会：1937年10月成立，主要发动民众捐输钱粮支援抗战。

河源县御侮救亡分会：1937年11月前成立，负责仇货登记、组织检查队检查仇货等工作。

河源县民众抗日自卫团：1937年11月成立，下设32个大队、7个独立中队，约1.7万人。

紫金县御倭救亡会（后改名抗敌援救会）：1937年7月上旬成立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

和平县抗敌后援会：七七事变爆发后成立，1938年县长李则谋出任主任，该会还举办“和平县战时干部训练班”等。同时，和平县各乡镇成立“抗日后援会”。

和平县各界“抗日同志会”：在和平县抗敌后援会推动下成立的抗日民众团体组织。

广东省青年文化研究社和平分社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县城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和平音乐剧社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县城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和中剧团：由和平中学师生与从上海、广州返县的青年师生组织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奔流剧团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县城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黎明剧团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大坝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晨钟剧社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县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岑岗夜鹰歌舞团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岑岗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林寨新生剧社：抗战时期在和平林寨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彭寨联中剧团：抗战时期在和平彭寨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下车浰东剧团：抗战时期在和平下车成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。

“这里是全民皆兵”

抗战时期，河源民众以强烈的爱国热情踊跃投军并自发开展军训。从现存各类报刊报道资料看，既有乡绅、壮丁依托地方组织开展的军事化训练，也有学生群体突破年龄限制、主动请缨的热血行动，更有针对性的技能训练（如大刀术）以适应战场需求。这些行动既反映了全民抗战背景下的自发动员，也为后续正规军补充和地方防御奠定了基础，是河源民众“御侮救亡”决心的直接体现。

早在1932年2月，日本侵略消息传至河源后，柏埔、白田、埔前、高埔、石坝、黄麻陂、石峡、七火金等地迅速响应，纷纷组建义勇军，聘请退职军官担任指挥，开展“野战工作”训练，目标是“练成劲旅，与日军作殊死作战”。其中柏埔、石坝、石峡、黄麻陂等地的义勇军已完成组队，形成基层抗日武装力量。

河源上游新丰江一带乡民，对国术的训练非常勤快，武风异常旺盛。1937年8月，乡民因受“抗敌救亡风气”影响，结合华北战场“大刀杀敌”的经验，由各乡武术教师召集乡中学徒、壮丁，专门改习大刀，使普通乡民掌握近战技能，为“同赴前线杀敌”做准备。为避免训练被误会，武术社教师龙祥还呈请河源县府布告保护，确保训练顺利开展。

河源各地学生亦纷纷投笔从戎，主动请缨杀敌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龙川县各界群众集会示威，龙川中学学生“自发军训，请缨杀敌”，将课堂学习与军事训练相结合，主动要求奔赴前线。1937年8月，驻河源四路军干调处招考学生时，崇伊学校学生欧阳国鉴、韩辉庭、张思玲（年仅11岁）等6人，因“忿日寇之无理”，毅然投笔从戎。他们仅携1元船费，欠缴部分由东江药房代付，抵达河源投考。虽因“需18岁以上”的规定受阻，但“志切从军，到前线杀敌”的决心令人动容，展现了青年学生的抗敌热忱。

资料来源：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《香港工商日报》《天光报》《河源民国日报》《河源日报》（民国）《香港华字日报》《河源县志》《紫金县志》等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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